站在我面前的李宽明，高高瘦瘦，满头银发，皤然一位老翁，可一当拿起了画笔，却身手矫健，宛若一小伙子。他画中国画，可他没把宣纸平铺于桌，而把它竖起在墙上。手里捏的也不是毛笔，是一把刷墙用的排刷。他刷一笔，退几步，眯着双眼端详一会，上前再刷一笔，完全像在操作一幅油画。不错，他对我说，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专修西洋画，是徐悲鸿要他学的中国画。
李宽明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，也是徐悲鸿的学生。李宽明之得识徐悲鸿，是缘于董希文的介绍。他25岁那年考到北京，进入辅仁大学教育学院美术系学习西洋画。校园很美，就在恭王府内，学校把国立艺专的董希文请来教学，董老师就带着学生在院子里写生。李宽明穿行于亭台楼榭，画兴盎然，进步也很快。不久北京解放，辅仁大学即将停办，李宽明正彷徨时，董希文对他说，拿上画，我带你去见徐悲鸿。李宽明于是跟董希文一道，乘一辆黄包车，来到国立艺专，走进徐悲鸿的办公室。徐悲鸿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一身灰大褂，朴素中带着儒雅。他把李宽明带去的画一张张仔细看了，说道：你素描很好，你到我这儿来吧。就这样，李宽明成为徐悲鸿的一名学生。 中央美术学院于1950年4月正式成立，李宽明这个班为第一届，共十七名学生，有考进来的，也有像李宽明那样被推荐来的学生，班主任是张仃。 由于中央美院的部分教师以及党组书记胡一川均来自延安的鲁艺，他们将根据地的作风带来，使得校园里洋溢着浓浓的政治气氛，教学内容也让人耳目一新。艾青给同学们讲文艺理论，传授马克思主义美学；充满着阶级斗争精神的柯勒惠支的版画也为大家所顶礼膜拜。更让大家兴奋的是，国家领导人与同学们的距离很近，毛泽东为学院题写了院名，朱德、郭沫若等相继来院视察，朱德还在学院礼堂作了报告。有一次宋庆龄来看画展，穿着黑丝绒的旗袍，模样十分端庄。她来前没打招呼，有人跑去报告徐悲鸿，徐悲鸿立刻过来陪同她一起观看。 学院不仅让学生学习绘画技巧，学习革命理论，还提倡理论联系实际，动员大家下生活去亲身经验三大革命运动。于是张仃带领全班去一家工厂三反五反打老虎。所谓老虎就是被工人揭发出问题的资本家，约有七八个人。清华大学经济专业的学生跑来查他们的帐，美术学院同学则负责把他们看管起来，夜里还要值班陪他们睡觉。张仃成为这家工厂运动的负责人，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。他一边要找资本家谈话，政策攻心，劝他们放下包袱坦白交代，一边也要向同学了解这些人的思想情绪包括胃口大小，以防止有人自杀。 下过了工厂再下农村，参加土地改革运动。李宽明去的那个村庄由上面派来一位女干部领导运动，她四十来岁，裹着小脚，还抱个吃奶的孩子，初见她同一般的农村妇女没什么两样。然后不久这位女干部就让大家对她刮目相看。她不仅作风泼辣，处事果断，斗争经验也很丰富。刚一下去大家摸不清情况，不知道该听哪一个，女干部提醒说，往往开头跑来找我们的，女的是破鞋、男的是走狗，不能相信，真正的农民在后面。她说得一脸严肃，同学们也觉得深受教育。 徐悲鸿支持学生参加社会运动，还特地下乡去看望大家，鼓励大家好好干，改造社会，也改造自己。讲完话，还要给大家题字，他在李宽明的笔记本上写下“努力学习，追求进步”八个字。 然而徐悲鸿主要考虑的还是教学，为了跟上形势，他常常把劳动模范和一些先进人物请来给学生当模特，他还亲自参加写生，给大家作示范。徐悲鸿从不端架子，往往撩起袍子朝地上一蹲拿起了木炭笔就画。他素描常常不用白纸，而用灰纸，还使用一些特殊技法，比如将宣纸撕下一角卷紧了，拿它来揉擦暗部，将暗部推远，再用白粉将亮部挺起，以增强画面层次。 徐悲鸿午休时基本上不回家，有时差李宽明去街上买几个包子，就着一杯开水当作午饭。这时候李宽明就乘机将课堂上以及课外写生的一些作业给他看，徐悲鸿评画的语调很平静，说话也很简约，有时说，这一幅画得还可以，有时说这一个关节画得好。然而在绘画技巧方面没有更具体的意见，也许他没有时间考虑这些，作为一个院长，他的着眼点更大更远。 一天周日，李宽明约了几个同学去徐悲鸿家做客，看到他书桌上放着一匹玻璃做成的马，颇觉得奇怪。徐悲鸿对他们说，画马，要了解它的解剖结构，不管哪个角度看去，都要知道它四肢位置的变化。画人也一样，你们虽然学的是油画，但也要学一学雕塑。过了一会徐悲鸿又说，你们也要学一学国画。 徐悲鸿这番话显然不是随便说说的，因为教学内容很快就有了变化。徐悲鸿请了李可染的夫人来给大家上雕塑课。自然还得动手，临摹一尊石膏像。同学们摔泥巴，上转台，干得很欢，通过雕塑实践，大家记住了鼻尖和后脑这前后高点，增强了三维意识，这对于今后的人物写生大有裨益，同学们觉得这一阶段的雕塑课没有白上。 可是对于学中国画，同学们就有点不以为然，一方面国画课为选修，不算分；另方面有部分的同学认为中国画只适合让人吟香醉月，已难于表达我们伟大的时代精神。同学们雄心勃勃，要当中国的列宾、苏里科夫，起码也要拿出董希文《开国大典》那样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。徐悲鸿见同学们对中国画的学习不甚重视，显得有些忧虑。有一天中午，李宽明又替徐悲鸿买来午餐，然后就站在一旁没走，他总觉得徐悲鸿似乎有话要同他说。果然，徐悲鸿默默地吃完饭，喝一口水，然后对李宽明说道：油画也要走民族化道路，你们应该学一学国画。徐悲鸿说得语重心长，李宽明这一次听进去了。 徐悲鸿安排他们的中国画教师是蒋兆和，蒋兆和的素描功底十分扎实，他的画融会中西，因而能顺着同学们的思路朝中国画方向引导，这充分表明了徐悲鸿对于教学人选的深思熟虑。徐悲鸿又把齐白石请了来当客座教授，齐白石每周来学院上半天课，老人已步履踉跄，由一名护士搀扶进教室，老人先不说话，走到桌前拿起笔就画，有一次画螃蟹，第一笔先点肚子，那笔蘸了墨就往宣纸中央戳，再将纸翻过来在背面画蟹脚。这让习惯于画布上涂刷油彩的同学们大开了眼界。齐白石笔参造化，纸上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让大家惊叹不已，齐白石还有一句话让李宽明始终没有忘记：我是大笔写小字。 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学生于1952年毕业，李宽明被分配去西北，担任陕西日报记者及美术编辑。1957年一场突来的政治风暴将他抛出主流社会，并使他贫寒交加。 昔日的狂热渐渐褪去，逆境中的李宽明开始以理性的头脑来重新审视自己，并且以细腻的眼光去触摸身旁的大自然。他一次次想起了在中央美院的中国画课堂，那充满磁性的线条和富有韵律的墨色时时拨动着他的心灵，他便不由得用上宣纸拿起了毛笔。一方面他记住徐悲鸿的教导，致力于探索油画的民族化，这使得他的油画具有中国画的灵韵神动，另一方面他也探索中国画的创新，他将西洋画的理念溶入创作中，使他的画面色调丰富，层次感强。李宽明今年八十有三，而艺术上还像个时值盛年的探索者，他说：当初徐悲鸿叫我学中国画，这使我终身受益。蒋寄梦 2006，11，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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